最不幸的事就是从我结婚以后带了妻回家的那一天起，家庭中便发生了猜疑不安。
母亲和姐姐因为多年受苦的经验，使她们不能信任任何人，不能爱任何人。
母亲吃过姨母的苦，吃过邻舍的苦。
从1925年家中雇了女仆以后，又吃女仆的苦。
我们所用过的女仆大多数都偷东西，就连浸在水中的大米，用水和成的面粉，她们都有方法偷出去。
二十几年的经验，使母亲认为除了她的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以外，没有一个人不是在那里要加害于她。
姐姐也认为除了母亲和弟弟以外，没有一个可爱的人。
这种心理越来越深，家中的痛苦也就越来越重。
1937年基督徒会堂自建的新堂落成，第二年后院的小楼也落成。
有人问我要不要搬到会堂院里住。
我回答说，“我自己有几间房子，家庭也离不开我，不能搬来。”
不料1939年的春季妻患了病，而且越来越重。
会堂中一位女同工接她到会堂的院中来暂住疗养。
那年秋季我到上海工作，就陪她一同南下，到她母亲那里住些时候。
12月内我自己回到北京。
那年冬季竟得了一种腰痛的痛，而且越来越重，最重的时候动一动就痛。
有几位元圣徒认为我需要换换环境休养，便勉强我迁到会堂院中来住。
我起初虽然不想来，但因为大家是那样关心，那样著急，实在不能过拂大家的美意，便迁来暂住。
第二年春季妻从南方回来，我们仍暂时住在会堂院内。
我每日回家去看母亲和姐姐，并办理家中的事。
过了些日子，我发现我和妻不住在家中，母亲和姐姐竟少受许多痛苦，她们在许多事上不必再防备妻，姐姐也不再常生气，家庭倒比以前平静得多。
我们也不必再那样天天过著担心的日子。
于是便决定暂时仍住在会堂院中。
再过一些日子，我们发现这样不但家中可以减少许多风波，而且我们在会堂院中住与教会也有好处，因为我们便于照应教会的工作，并且能负责任接待圣徒，我们实在不容易再离开会堂院中了。